天利·格雷嘉二十六岁生日的剩余时光，是在一种低度的、持续的精神嗡嗡声中度过的。
那声音并非来自外部，而是源于她自身思维的某个故障部件，像一只困在颅骨里的飞虫，执拗地撞击着理智的内壁。
银行的办公室一如既往地泛着苍白的光，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和报表本应构成一个清晰、可预测的世界，但今天它们却漂浮着，拒绝在她的脑海中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排列。
她处理文件时出了几个微不足道且绝非她风格的差错——一个小数点的位置，一个日期的误读——每次都被她带着一种近乎愤怒的匆忙修正了，仿佛错误本身是某种会留下污迹的物质。
那个清晨的场景碎片式地回闪。
两个黑衣男人的轮廓，与其说是威胁，不如说像两个不应出现在那里的、功能不明的家具。
那个沾血的信封，其内部的空无比任何内容都更令人不安。
以及，最清晰也最超现实的，是车顶上那个穿着黑色洛丽塔裙的少女，和她那双凝固的、通透的紫色眼眸。
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这句话在她脑子里重复播放，每一次都显得更加急促，更像是一种未经思考的、本能的的撇清，而非冷静的陈述。
她确实不认识，但那句“你最好不要说谎”像一根冰冷的针，刺入了这声明的核心，注入了一丝疑虑的毒素。
为什么他们要记录？
记录了什么？
为了谁？
生日，这个概念本身也显得古怪而疏离。
她平常就不怎么看重这个日子，顶多是妹妹奈特的坚持会让它带上一点社交义务的性质。
若非那个戴手套的男人用那种轻快且残忍的语调提起（“希望这没有完全毁掉你的一天”），她可能首到傍晚都不会想起。
现在，这个日子被永久性地与一具尸体、一辆报废的汽车和一个疑似沾着血的空信封捆绑在了一起。
下午在一种沉闷的麻木中流逝。
她机械地完成着工作，回应着一两个同事程式化的“生日快乐”，那些问候在她听来空洞得可怕，仿佛是对清晨事件的一种拙劣而遥远的回声。
她的上司，银行的总经理，短暂地召见了她，讨论的是一件无关紧要的日程安排。
天利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，她的目光不时飘向窗外，飘向楼下街道那个此刻应该停着她那辆蓝色菲亚特、但现在只剩下一摊模糊水渍（大概是清洗过现场？
）的地方。
总经理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心不在焉，但只是轻轻推了推眼镜，没有评论。
也许在他看来，生日这天精神状态有些飘忽，是属于助理这个职位所被允许的、微不足道的特权。
傍晚时分，当她回到公寓楼下，刻意避开那块颜色略深的地面区域时，管理员叫住了她。
“格雷嘉女士，有您的包裹。”
那是一个方形的纸盒，来自一家她熟悉的城西蛋糕店。
盒子上贴着奈特写的便签：“祝我古怪的姐姐生日快乐！”
后面还画了两个小小的、呆萌的卡通形象。
捧着盒子上楼时，天利感到一丝极其微弱的暖意，像在冰冷的房间里划着了一根火柴。
奈特，至少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人，她的联系是正常、温暖，甚至有点吵闹的。
她打开公寓门（这次她反复确认了锁舌是否牢牢扣入锁孔），将蛋糕盒放在厨房桌上。
她盯着它看了一会儿，并没有立刻打开的欲望。
那暖意太微弱，不足以驱散笼罩着她的寒意和……愤怒。
是的，愤怒。
它开始缓慢地、确凿地取代早晨的震惊和恐惧。
她脱下外套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鸡尾酒，却没有喝。
她的思绪再次不可避免地转向那辆汽车。
那辆蓝色的菲亚特500，车龄西年。
但对她来说，几乎是崭新的。
她省吃俭用，精心计算了每一镑才买下它。
它代表着一种秩序，一种独立，一种对她而言意义重大的、可掌控的移动自由。
它的贷款甚至还没还清。
而现在，它变成了一堆扭曲的、沾满陌生人血液的废铁。
被拖走了，那个高个子男人说过，作为“证物”。
证物！
证明什么？
证明一个陌生人选择了她的财产作为自己死亡的终点？
她走到窗边，向下望去，那个位置空荡荡的。
一种尖锐的、自私的愤懑在她胸腔里膨胀。
“她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位置？”
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在空荡的厨房里显得格外清晰和冰冷。
她不是在问任何人，而是在质问那个此时应该躺在某个冰冷停尸柜里、有着紫色瞳孔的少女。
“跳楼是她的自由，没错，但总得有点公德心吧？
河不行吗？
公园的草地不行吗？
哪怕是垃圾处理场呢？
偏偏要砸在我的车上？”
她想象着那个身影从高处坠落，穿着那身过分精致的裙子，像一块不合时宜的黑色陨石，精准地瞄准了她生活中这一小片珍贵的、属于她的金属和玻璃。
“她满脑子都只有自己啊，”天利喃喃自语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被冒犯的、几乎可以说是道德上的义愤，“她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从来不考虑这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损失。”
维修？
己经没必要了。
先不说那损坏的程度——车顶和引擎盖都塌了，玻璃全碎，内部机械肯定也完了——就算能修，谁愿意开一辆被死人砸坏过的车？
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恶心，仿佛死亡的气息会永远渗入座椅海绵和空调出风口。
而且它还被警方扣留着，或许己经陷入某个官僚程序的泥潭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拿回来，即使拿回来，恐怕也只是一堆需要自己花钱处理的废铁。
损失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。
还有随之而来的无数麻烦：保险索赔（他们会赔吗？
因为“坠楼”这种原因？
），交通问题（以后上班可能得挤电车了，想到这个就让她心烦意乱），或许还要重新贷款买一辆车……这时，一个念头像一根细小的救命稻草般浮现。
物业，这座公寓的物业管理处。
事情发生在这座公寓的范围内，砸坏的是她的私有财产。
他们难道不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吗？
至少，他们没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。
也许，她可以找他们寻求赔偿。
这个想法带来了一种奇特的、几乎是病态的振奋感。
它将她从那种漫无目的的愤怒和受害感中暂时解救出来，指向了一个具体的、可以与之抗争的实体——物业管理处。
她看了一眼桌上的蛋糕盒，奈特的好意被暂时搁置在一边。
此刻，更重要的事情是起草一份措辞严谨、有理有据的索赔声明。
她坐到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屏幕的光照亮了她脸上一种新的、混合着算计和委屈的表情。
死亡是抽象的，损失是具体的。
紫色眼眸是遥远的，菲亚特500的贷款还款通知却是下个月就要寄到的。
在这个二十六岁生日的夜晚，天利·格雷嘉决定，至少要在这损失之中，为自己争取一点微不足道的赔偿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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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清晨的场景碎片式地回闪。
两个黑衣男人的轮廓，与其说是威胁，不如说像两个不应出现在那里的、功能不明的家具。
那个沾血的信封，其内部的空无比任何内容都更令人不安。
以及，最清晰也最超现实的，是车顶上那个穿着黑色洛丽塔裙的少女，和她那双凝固的、通透的紫色眼眸。
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这句话在她脑子里重复播放，每一次都显得更加急促，更像是一种未经思考的、本能的的撇清，而非冷静的陈述。
她确实不认识，但那句“你最好不要说谎”像一根冰冷的针，刺入了这声明的核心，注入了一丝疑虑的毒素。
为什么他们要记录？
记录了什么？
为了谁？
生日，这个概念本身也显得古怪而疏离。
她平常就不怎么看重这个日子，顶多是妹妹奈特的坚持会让它带上一点社交义务的性质。
若非那个戴手套的男人用那种轻快且残忍的语调提起（“希望这没有完全毁掉你的一天”），她可能首到傍晚都不会想起。
现在，这个日子被永久性地与一具尸体、一辆报废的汽车和一个疑似沾着血的空信封捆绑在了一起。
下午在一种沉闷的麻木中流逝。
她机械地完成着工作，回应着一两个同事程式化的“生日快乐”，那些问候在她听来空洞得可怕，仿佛是对清晨事件的一种拙劣而遥远的回声。
她的上司，银行的总经理，短暂地召见了她，讨论的是一件无关紧要的日程安排。
天利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，她的目光不时飘向窗外，飘向楼下街道那个此刻应该停着她那辆蓝色菲亚特、但现在只剩下一摊模糊水渍（大概是清洗过现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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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经理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心不在焉，但只是轻轻推了推眼镜，没有评论。
也许在他看来，生日这天精神状态有些飘忽，是属于助理这个职位所被允许的、微不足道的特权。
傍晚时分，当她回到公寓楼下，刻意避开那块颜色略深的地面区域时，管理员叫住了她。
“格雷嘉女士，有您的包裹。”
那是一个方形的纸盒，来自一家她熟悉的城西蛋糕店。
盒子上贴着奈特写的便签：“祝我古怪的姐姐生日快乐！”
后面还画了两个小小的、呆萌的卡通形象。
捧着盒子上楼时，天利感到一丝极其微弱的暖意，像在冰冷的房间里划着了一根火柴。
奈特，至少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人，她的联系是正常、温暖，甚至有点吵闹的。
她打开公寓门（这次她反复确认了锁舌是否牢牢扣入锁孔），将蛋糕盒放在厨房桌上。
她盯着它看了一会儿，并没有立刻打开的欲望。
那暖意太微弱，不足以驱散笼罩着她的寒意和……愤怒。
是的，愤怒。
它开始缓慢地、确凿地取代早晨的震惊和恐惧。
她脱下外套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鸡尾酒，却没有喝。
她的思绪再次不可避免地转向那辆汽车。
那辆蓝色的菲亚特500，车龄西年。
但对她来说，几乎是崭新的。
她省吃俭用，精心计算了每一镑才买下它。
它代表着一种秩序，一种独立，一种对她而言意义重大的、可掌控的移动自由。
它的贷款甚至还没还清。
而现在，它变成了一堆扭曲的、沾满陌生人血液的废铁。
被拖走了，那个高个子男人说过，作为“证物”。
证物！
证明什么？
证明一个陌生人选择了她的财产作为自己死亡的终点？
她走到窗边，向下望去，那个位置空荡荡的。
一种尖锐的、自私的愤懑在她胸腔里膨胀。
“她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位置？”
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在空荡的厨房里显得格外清晰和冰冷。
她不是在问任何人，而是在质问那个此时应该躺在某个冰冷停尸柜里、有着紫色瞳孔的少女。
“跳楼是她的自由，没错，但总得有点公德心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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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想象着那个身影从高处坠落，穿着那身过分精致的裙子，像一块不合时宜的黑色陨石，精准地瞄准了她生活中这一小片珍贵的、属于她的金属和玻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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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它还被警方扣留着，或许己经陷入某个官僚程序的泥潭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拿回来，即使拿回来，恐怕也只是一堆需要自己花钱处理的废铁。
损失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。
还有随之而来的无数麻烦：保险索赔（他们会赔吗？
因为“坠楼”这种原因？
），交通问题（以后上班可能得挤电车了，想到这个就让她心烦意乱），或许还要重新贷款买一辆车……这时，一个念头像一根细小的救命稻草般浮现。
物业，这座公寓的物业管理处。
事情发生在这座公寓的范围内，砸坏的是她的私有财产。
他们难道不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吗？
至少，他们没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。
也许，她可以找他们寻求赔偿。
这个想法带来了一种奇特的、几乎是病态的振奋感。
它将她从那种漫无目的的愤怒和受害感中暂时解救出来，指向了一个具体的、可以与之抗争的实体——物业管理处。
她看了一眼桌上的蛋糕盒，奈特的好意被暂时搁置在一边。
此刻，更重要的事情是起草一份措辞严谨、有理有据的索赔声明。
她坐到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屏幕的光照亮了她脸上一种新的、混合着算计和委屈的表情。
死亡是抽象的，损失是具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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